幾部電影(Waltz with Bashir, 靖國神社, 二十四城記, 送行者)

與巴席爾跳華爾滋(Waltz with Bashir)

此片是曾經身為以色列士兵的導演,志在反戰與紀錄的半自傳,以導演自身回溯所失去的大屠殺記憶與反省為基底。跟隨著影片主角的走訪與追尋,前半部描述了戰爭中士兵的記憶與戰場緊繃、殘酷的狀態;後半部則是當黎巴嫩的長槍黨人、被選為總統的 Bashir 被暗殺後,信仰基督教的長槍黨民兵進入 Sabra and Shatila 這兩個巴勒斯坦難民營,大量屠殺了婦女、老人和小孩(屍體甚至堆堵了狹窄巷弄),所有糾結纏繞的宗教與種族的夙怨夙仇,化作一陣悽戾的腥風血雨。(Sabra and Shatila massacre@wikipedia
  
由於這兩個難民營是在 IDF(以色列國防軍,Israeli Defense Forces)的監管之下,當時的將軍(後來成為總理)Sharon 難辭其咎,因為以色列方面的縱容、包庇,曾經造成以色列上一代苦難記憶的大屠殺,復又重演。

導演用寫實又帶著意識流的動畫手法拍攝,就某些戰場實景與人物的心理狀態切入、大量的質問與談話、更為自由的譬喻與氣氛塑造,使得動畫手法比實地拍攝,有更震撼人心、穿梭實幻的效果。當然,結局真實的新聞畫面,無疑將營造的情緒拉抬到震撼的最高點。
  
此外,電影配樂由 Max Richter 抓刀,時而迷離、沉幻、陰鬱的音樂,將士兵的心理與生理狀態,烘托到位,情緒渲染力很強。Veronica 已專文推介這位迷人的德國新古典音樂家(喜歡卡夫卡的朋友,千萬別錯過!),不多贅言。

影片介紹:《和巴什爾跳華爾茲》是一部「大膽的動畫記錄片」。在這部影片中,以色列導演阿里·福爾曼試圖給觀眾還原他對1982年貝魯特難民營大屠殺的記憶。

  1982年6月,以色列對黎巴嫩發動大規模武裝入侵,佔領黎三分之一的國土,重兵圍困貝魯特。9月15日,1000多名巴勒斯坦難民於遭到以色列侵略軍和黎巴嫩基督教民兵的血腥屠殺。

幕後製作:

  導演阿里·福爾曼當時是以色列軍隊的一名士兵,他親眼見證了這段歷史。今年是以色列建國60週年,拍攝《和巴什爾跳華爾茲》顯然有這方面的考慮。本屆戛納電影節,這部電影是22部入圍主競賽單元的影片之一。

  雖然說這是一部動畫電影,但其實影片的原始素材都來自真人採訪。為了拍攝這部電影,福爾曼與多位當年的戰友進行對話,然後將講述的內容用動畫手法進行表現。影片中惟一一段未經動畫處理的鏡頭,是片尾的一段當年屠殺現場的新聞片。

  「我可不希望觀眾看完片子後這麼想:『這是一部很酷的動畫電影。』」福爾曼說,「之所以要留下成千上萬人被殺、孩子被屠殺、婦女被屠殺、老人被屠殺的鏡頭,是因為我想讓這部電影達到一種均衡,那50秒真實鏡頭對我至關重要。」

  福爾曼堅稱,這是一部個人化的紀錄作品,不帶有任何政治性。「普通士兵永遠都是政治領袖的棋子而已。」  


靖國神社 (Yasukuni)

底下轉自豆瓣的訪談寫得很好,大致紀錄片描述的場景和所遇到的問題,就是這樣。我想,十年成就這樣一部片也許時間還不夠,而當表明自己是個中國人、要拍這樣歷史與政治禁忌、敏感的題材,可想而知阻力有多大了。

與其說批判,不如說此片試圖瞭解靖國神社在日本社會所代表的意義,從而帶出整套日本的社會與文化結構:天皇制度、神道教、政治與信仰的驅動合一、從上而下的拘束力等等。天皇制度作為一種神道信仰與國族主義的強力混合,所散發出來的持續性和效果是很驚人的。這也是在考慮日本現代化中,既然缺少革命帶來的摧毀與重構,那麼封建傳統的保持、膠著所顯示出來的特性,理性與信仰之間的衝突、易位,優缺點如何,一個很重要的點。

此外,去殖民化的鬥爭場域與癥結點,似乎往往更在精神領域,事關一個人靈魂的自由度,與如何從被灌輸的扭曲中獲得救贖。

  
軍刀.神社.天皇(《南方週末》)

靖國神社首部紀錄電影誕生

  東京都千代田區九段北,有一處著名的景點,每到初春櫻花盛開時總是遊人如織。1989年剛到日本留學的李纓也曾到這兒賞櫻花,幾年後他才知道,原來這就是靖國神社。1993年,他與朋友成立了自己的電影製作公司「龍影」,租好房子,搬過去才發現就在靖國神社旁邊,走路只需要兩三分鐘。他無從得知14年後他會完成紀錄片《靖國神社》,這還是世界上頭一部以靖國神社為「主角」的紀錄電影。

  影片裡最初出現的神社,和李纓那時候的印象一樣,無人,靜謐,景緻優美。很快就有了熙攘的祭拜人群,當中最醒目的是穿各種軍服、裝備齊整的一支支「隊伍」。領隊呼喝口令,其餘人一絲不苟地踏步行進,在神社前行禮鞠躬。每年8月15日,日本所謂的「終戰日」,這樣的隊伍最集中地出現在神社。紀錄片中表現他們的鏡頭,常常是仰角拍攝,較低的機位讓人覺得像是偷偷拍的。

  「不是這個問題,」李纓解釋道,「我是蹲在他們面前拍的。我要站起來就會擋住他們的視線,他們面向神社參拜直接就會對著我來磕頭。這在日本攝影師來說是不可思議的,要他們來拍肯定是躲到側面,我就不管這些了。」


衝突頻頻的舞台

  李纓鏡頭下的靖國神社,是一個衝突頻頻的「舞台」。

  神社前往來的人流裡出現了一個美國人,舉著星條旗,呼喊口號:「支持日本首相參拜!」一時間他成了明星,身邊圍成人堆,三兩個懂得英語的過來跟他攀談,他也忙不迭掏出傳單散發。正熱鬧,身後卻殺出一位舉太陽旗的壯漢,二話不說要趕他走:「你算來這兒幹嘛的?誰讓你舉美國旗的?這是你們舉旗子的地方麼?趕快給我滾蛋!」美國人聽不懂,有人想跟兩邊都做個解釋,但場面已經亂成一團,說不清楚。最後是警察把這個又驚恐又莫名其妙的美國人請出了神社。

  日本國歌聲中眾人向神社行禮參拜,前排一角突然喊出:「反對參拜靖國神社!」聲音來自一個學生模樣的青年,一陣騷動,學生很快給推出人群,有人衝上來把他掀翻在地,用相當專業的柔道絞技動作勒住脖子,死死摁在地上。終於有人竭力拉開了他們,學生和他的同伴一言不發,在陣陣叫罵聲裡退卻。一老者緊逼著他們走了很遠,並不動手,只一遍遍呵斥:「混蛋!中國人滾回自己家去!」但這兩個學生都是不折不扣的日本人。

  從1997年開始持續拍攝影片素材,這樣的衝突李纓自己當然也沒少經歷。他記憶裡的第一次是1999年夏天,拍攝一群著軍服參拜的年輕人。他端著機器邊拍攝,邊詢問他們做什麼職業,為什麼這樣來參拜,這樣的歷史看法是怎麼來的。他們告訴李纓,自己是貿易公司的職員,平常都是聽祖父、父親講他們戰爭的經歷,也看各種相關的電影。

  「問題就是,他們認為日本不存在戰犯,沒有戰犯這個概念,戰犯是戰勝國強加給他們的,他們本身不認為是犯罪。」李纓說,「當時還給我一個刺激就是,我們覺得那是場侵略戰爭,他們覺得不是,僅僅是一個事變。因為戰爭是要宣戰的,確實日本那時對中國沒有宣戰,因為『你們國家一團混亂,我們找哪個政府來宣戰?』」

  李纓忍不住要闡述自己的觀點,有時候人圍得越來越多,一些日本的教師、知識分子也加入討論。這還算是和平的方式。有很多次,他拍攝的素材硬是讓人抹掉,甚至直接把磁帶拿走。「這個沒辦法,硬碰沒有意義。」李纓說。

  
無法歸家的靈魂

  佛教住持菅原龍憲向靖國神社要求撤出被供奉在神社的他父親的靈位。他的父親是一名僧侶,卻在1943年被徵募入伍,派往南洋,1年後戰死。從僧人到軍人,已經是令菅原難以理解的轉變;神道與佛教是並不相同的宗教信仰,神社卻不顧死者身份和家屬的願望,執意把父親列為「英靈」,這更讓他不能接受。但十數年來不斷的交涉毫無結果。

  菅原拿出了1960年代頒發給父親的獎狀和勛章。獎狀落款處蓋著內閣總理大臣(即首相)的璽印,菅原卻被明確告知這是天皇頒賜。李纓問他,這是否說明天皇就是政府的代表,菅原答道:是的。這獎狀和勛章,是國家逃避承擔戰爭責任的方式。戰後日本許多戰死者的家屬本打算向政府問責,但天皇頒發了勛章,這讓他們不知該向誰追究才好。

  1978年,包括東條英機在內的14名甲級戰犯被合祭為「英靈」。寫入名冊的所有名字,都必須經過天皇本人過目與認可。「在這一點上,靖國神社跟戰前相比沒有任何改變。」菅原龍憲說。

  靖國神社,1869年明治天皇詔令建造,佔地十萬餘平方米。初名「東京招魂社」,供奉戊辰戰爭(1868-1869)中為平定江戶幕府勢力,將政權交歸天皇而戰死者的魂靈。1879年改名「靖國神社」,並成為國家紀念戰死者的首要神祠。「靖國」二字由明治天皇自《左傳》選出,意為安定國家。

  到2004年12月31日,神社在冊「英靈」共2466532人,約80%死於二戰,其中包括日本殖民時期的台灣原住民27863名,朝鮮人21181名。雖然日本與他國的戰爭終結於太平洋戰爭,但「招魂」程序至今仍然進行,只要新發現以往戰死者的身份詳情,就會增補到名冊。

  台灣原住民出身的高金素梅已是第八次來到靖國神社。與她同來的台灣人、朝鮮人、沖繩島人都和菅原龍憲一樣,是要把他們祖輩的靈撤出神社,帶回他們的生地。

  靖國神社裡並非供奉牌位,只供奉一把軍刀與一冊「靈璽簿」。240多萬戰死者的「英靈」附著於一把軍刀,這把被稱為「神體」的軍刀就連靖國神社的大祭司平常也見不到,其安放之處是神社最神秘的地方。每一年的清潔和一些神秘儀式,軍刀都用白布遮擋嚴實,外人無法得見。靈璽簿則記錄所有「英靈」的姓名生平。

  所有要求從靈璽簿裡撤下親屬或先輩名字的,沒有一個得到積極答覆。神社有這樣的觀念:通過招魂儀式,所有戰死者的靈已附於這軍刀,恰如一滴水落入一盆水,再不可能分離出來。從靈璽簿除名的先例並非沒有,那就是著名的日本陸軍少尉小野田,「二戰中最後一個放下武器的士兵」。

  1944年11月小野田隨隊派往菲律賓一個小島,次年美軍登陸後,他與另三名士兵躲進叢林「堅持戰鬥」。日本投降二戰結束,他們全不知情,尋找他們的人廣撒傳單,他們也拒不相信。隨後數年幾個士兵或死或降,只剩小野田一人,到1974年,他才在專門趕來的前任長官面前就地投降,回到日本。此前他被認為戰死,名字早已列入靈璽簿,魂也被「招」上了那把軍刀。

  這種宗教上的說法並不能自圓其說。李纓訪問過一些專家,他們舉出了這樣的例證:戰爭結束時,朝鮮、台灣等日本殖民地已經建造了許多供奉戰死者的神社。戰後又把他們的「英靈」集中到東京的靖國神社。

  按照神道的解釋,他們舉行了「升魂」儀式,先在當地把魂升到天空,然後在東京「招魂」,靈魂就離開了原來的地方。「所以只不過是靖國神社不願意搭理你。」李纓說。

  另一方面,「英靈」不可分離的說法,也使日本的政客自身陷入矛盾。因為參拜神社,就是拜祭所有死者,包括東條英機等14名甲級戰犯。「他們必須承認東京審判的判決,但同時又在繼續參拜這些戰犯。你不能說拜祭的是戰爭死難者而不包括戰犯,這不符合你自己的邏輯。」

  
8100把「靖國刀」

  拍攝時間長了,李纓成了神社一帶的熟面孔,受到的限制也越來越多,不得不換人拍攝,他請了一位日本攝影師。攝影師六十多歲,他的舅舅就是靖國神社裡供奉的「英靈」之一。「日本人要做這個,每個人首先都會面對自身的問題,怎麼看待那場戰爭。因為他們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這對他們來說太複雜了。我一直給攝製組成員很大的自由,我並不強求一定要統一看法。」

  菅原龍憲對李纓談道,靖國神社問題的根源在於,神道與神社在日本社會的影響,是滲入到各個社區的。日本全境共有神社8萬到10萬個,神社日常維持的經費,在戰時由國家供給,戰後則由町內會(類似街道辦或居委會)向居民攤派徵收費用,「要不交錢,你馬上會被視為局外人,受到排擠和歧視。」菅原自己的感受就很深,他是佛教徒,不願意交神社的費用。

  「遍佈在全國各地的神社已經形成日本人的一種神經網絡,你一旦觸及它,你想對它提出疑義,這是非常困難的一個問題。這種看不見的力量對日本人的影響太大了。一旦涉足這個話題,我覺得他們精神上的壓力恐怕比我要大得多。某種程度上我可以豁出去就完了,而對他們來說遠不是這麼簡單。他們要考慮社會形象,周圍的人是怎麼看他們的,這對日本人特別重要。」李纓說。

  92歲的刀匠刈谷直治在影片裡製作了他最後一把「靖國刀」,他也是日本最後一位製作「靖國刀」的匠人。戰爭時期,他所在的位於靖國神社內的日本刀作坊製作了8100把「靖國刀」,主要送往中國大陸戰場,供前線日軍將校使用。

  影片也記錄了日本曾相當轟動的一場訴訟。日本陸軍少尉軍官野田毅、向井敏明是南京大屠殺中「百人斬競賽」的主角,當年日本媒體的報導使他們成了家喻戶曉的「英雄」。但2003年,他們的親屬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起訴《朝日新聞》記者本多勝一及另幾家媒體的報導違背事實、侵害當事人與家屬的名譽。他們聲稱所謂「百人斬競賽」並不屬實,而是當時為了正面宣傳戰爭、樹立典型而做的虛假報導。

  日本民眾中支持這種說法的重要論據是,「靖國刀」的用途不過是禮儀性的,根本不可能連砍100人。刈谷告訴李纓,「靖國刀」要經過多次試刀才算得上製作成功,神情裡不乏匠人對自己作品的驕傲。影片隨即展示了日軍軍官試刀的圖片資料:軍刀可以齊刷刷攔腰斬斷水桶粗細的稻草垛——草垛中心是模擬人骨的竹竿。

  李纓拿出刊有「百人斬競賽」照片和報導的舊報紙:「這個您知道嗎?」

  「知道,當時我就聽說過。」刈谷答道。

  「您覺得有沒有這個可能呢?」

  刈谷久久無語,始終沒有回答。

  「刀是武士道、戰爭或者殘酷的象徵,但他們不認為這些是殘酷的東西,他們覺得是儀式性的。」李纓說,「我的電影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追問刀與菊花,這種殘酷與美是怎麼樣在靖國神社裡結合起來的。他們的尊嚴、驕傲或是象徵跟天皇是什麼樣的關係。」菊花文飾是天皇專用,靖國神社門口有印著巨大菊花圖案的布幕,天皇的軍艦、車乘、茶杯、餐具無不印著菊花。

  
日本文化的一個秘密

  多次採訪拍攝中,李纓在鏡頭後不斷詢問刀匠刈谷直治:你們當時在這裡工作,怎麼感受靖國神社的神靈的?這地方對你們來說到底有著什麼特殊的意義?絕大多數時間,老人只是沉默。只有一回,李纓很隨意地問他,休息的時候,您都聽什麼音樂?刈谷蹣跚著起身,找出一盒磁帶放進錄音機。那是裕仁天皇的講話,曆數著明治以來近百年的光輝歷史和這個國家的偉大成就。

  「靖國神社是天皇的神社,神社裡現在還進行招魂儀式,這是日本文化的一個秘密。」拍攝紀錄片的過程也是李纓不斷學習、研究日本歷史與文化的過程,他的關注點從南京到神社,再到天皇。天皇在歷史上曾經並不直接擁有世俗政治權力,而是掌管招魂儀式和國家禮儀的最重要存在與最高權威。日本皇室至今沿襲許多傳統做法,比如在皇宮裡養著鸕鶿,很多人已經不明白這是為什麼。

  李纓認為從中國紀錄片《最後的山神》裡或許就能找到參考。在大興安嶺的森林裡,鄂倫春族很多薩滿都養著鸕鶿;神道同薩滿教一樣,也是萬物有靈論的自然宗教;日本神社的建築樣式,同薩滿在森林裡祭祀的傳統不無關聯;招魂也是薩滿教的傳統儀式。「在靖國神社裡用招魂這種方式祭祀亡靈,不僅僅是軍人的問題,這是早已滲入了日本深處的一種文化傳統。」但天皇更是日本不可輕易觸碰的禁忌話題。

  影片末尾使用了大量歷史影像素材:侵略戰爭中的斬首、天皇參拜神社、傾瀉彈藥的戰機和原爆之後的廣島廢墟……這些素材來自檔案館、電影資料館、NHK、每日新聞社等機構,以及一些日本專家的私人資料。

  得到這些影片素材非常艱難,很多日本機構對一個中國人拍這麼一部影片的立場非常懷疑,很多人也不願意把這些資料和靖國神社扯上關係。「他不是簡單提供,而是很詳細地問你要怎樣使用……」李纓隨即陷入長久的沉默,似乎這是10年影片製作過程裡最不願回憶的部分。

  2006年,陷入資金困境的《靖國神社》從韓國釜山電影節、美國柯達基金得到資助,鳳凰衛視協助製作,另有北京電影學院青年電影製片廠及北京中坤影視製作公司參與合作製片。但意義尤其重要的,是影片最後得到了日本文化廳藝術文化基金的贊助,這為影片的資料蒐集打開了很多渠道。

  文化廳這筆基金贊助的審批,日本政府並不介入,而是交由一批專家評審。「都是電影方面的專家、導演、影評人等,他們當然會從影片的歷史價值出發,因為從來沒有人拍過(靖國神社),不管怎麼說他們都希望看到這部影片,所以給我這個資金。最後出來的結果也讓他們非常激動。如果從政府方面來看,那就很難說了。」

  影片的日方發行公司已認定,《靖國神社》將是日本2007年度「最為刺激」的一部電影。 


二十四城記

賈樟柯的最新作品。從「東」的紀錄片、「三峽好人」的劇情敘事,這次往真假交錯移動的偽紀錄片,所觀注的依舊是非自願性移民:一個國營工廠的遷徙和三代人的故事。喜歡他鏡頭移動的方式,一貫平穩的述說中自有一種尊嚴、敬重在裡頭。




送行者

很溫柔也很美的一部電影,不論孤獨或陪伴,都有自己的位置和意義。在生死面前,只有誠實的情感與無須遮掩的釋懷。男主角拉大提琴的手與入殮的手,都必須是細緻的碰觸,因為在每一步移動中間,情韻流動,成為一門傾聽與再現的藝術。裡面有位往生者是扮裝者,這裡有著把性別壓迫與入殮師這種受人歧視的職業,同樣的邊緣性相互對照並獲得寬容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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