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 (with Neon & Neil Young)

是的,我自由了,結束為期兩個月的短暫工作。Free to the market, and free to be myself. 這兩個月,一方面讓我心靈無比疲累,一方面也在短時間內,很快地對社會和自己有更深的認知。寫下這些文字,不僅僅是抱怨或牢騷,一來好好理個頭緒,二來也作為提醒的註腳。

前一份工作是所謂的「專案管理」,這是近五十年來,從美國快速興起的管理學分支,因應快速成長、變動的社會,企業為更有效、有彈性地在不同案子中統籌運用人力、控制成本、掌控時間進度,原本以推動實驗性計畫為主的專案管理,漸漸變成各企業的常態與常設。然而,正因為這個職業以掌控「品質、人力、成本」,在有限條件內務求目標達成的最佳化,很容易在變態使用的狀況下,演變成自以為效率的不經濟。若按正常情況來說,在一個案子的有限期內,以高密集度的體力和時間完成聯絡各方的調控,並不會造成太大問題;但一般社會情況卻是:雇用一個專案經理(Project Manager, PM),將這個 PM 作最大效能利用為目的,於是忽視一個人在生活和能力的有限性,經常全權負責或隨機調動於動輒 4、5 個案子之間。這也是為何,我們平均工作時數往往在 12 小時以上,並且除了聯絡人事、處理行政庶務、解決各種設備、計畫中的突發狀況外,甚至得負責企畫案與結案報告的文字產出。

於是,工作量這樣的大的職位,遂造成人事變動的頻繁──工作經驗無法傳承,消耗於新人工作上手的時間成本。還記得剛上工時,和同事都抱著「新人要克盡一切」的戰戰兢兢,努力擺脫七年級生是「草莓族」的不良印象;但結果卻是,「慣老闆」(被寵壞的主管、老闆)毫無節制地增加工作量,無視於我們的反應與溝通。於是,原本一個中型的政府委託案,至少有 2 名PM,最後人事卻被精簡至一個人全權負責4個案子,每日工作12-16個小時,包括耗費繁重的溝通和腦力。

員工被企業以「用過即丟」的免洗心態對待──不論怎樣具體反映事實,老闆、主管們有禮的以太極方式回應,同時繼續丟工作;而初出社會的新鮮人,深怕自己無法跨過試用期門檻,只能接受。起初,抱著對工作應有的尊敬,想盡力做好;但日復一日過度的疲勞,以及生活的僵固、單調化,人也變得越來越不靈光、倦怠,越來越欠缺執行力背後的創造力。等到有天再也承受不住,辭職走人,帶著各式各樣埋著病根的身體回家。

這份工作不僅讓我見識何謂「上班打卡制、下班責任制、請假勇氣制」──無薪假、無加班費、不正當增加工作量卻適用試用期薪資;也讓我見識到政府、學校、企業之間共生的扭曲生態。作為一位繳稅的公民,看到政府部門如何將幾千萬的案子委託標出給業務承攬公司,卻被精簡至最低限度的人力,草率完成內容,甚至據以做為政策基礎;學校也逐漸變身成為另一種形態的企業──受到美國影響,政府對教育的補助預算逐年減少,過多的大學院校只能各自籌款,而名聲稍差的學校,只能盡量迎合企業需求去配合、製造技術性人才。當然,不是所有學校都應以學術研究的導向為主,但當大學環境已將求學作為其次、卻變成另類職業學校,同時學生工時也被剝削性使用,不禁感嘆,他們踏入研究所的意義為何?

而人在扭曲的環境中待久了,會深怕自己的靈魂也適應了不正常的框架。面對日復一日重複的工作,沒有基礎的認同或發展的願景,快樂甚至平靜,成為奢侈之事。而企業對員工的免洗與短期內獲利最大化的心態,正是最惡劣的掠奪性資本主義的體現──員工在繁重的業務之間,沒有任何學習、發展的意義與快樂,卻是凡事苟且、互踢皮球,也更沒有實質創新的可能;而這種不以永續發展為基底的企業,也體現出它發展的瓶頸以及快速消亡。更諷刺的是,他們甚至自詡為文化創意產業的一份子,正好呼應張大春日前的答大學生────關於狗屁的文化創意產業

文創重視的,正是文化的基底,但當學校的教授化身管理階層,遠離學術,無視員工的超時工作與病痛,亦失原則底線的道德修養,恰恰也反應待人處事上,本質之惡。而以偽科學態度來行經營之實,無遠見、亦無培養人才的信念,恰恰落實最無效率的管理方式,短視盡利、因小失大。在這之中,我只看到貪婪所帶來的侷限性。

也呼應最近正在進行的反對獨尊SSCI 找回大學求是精神。當大學的所有科系,一體適用理工科的金字塔式學術量產結構,在人文社會學科反應出來的,只是眾多瑣碎的題目、無意義的文字堆疊,與漂亮的數字曲線。科層化日趨嚴重的國科會及學術體系,也扼殺了學術中最重視的自由,及往往產生於體制之外的創造力。試問,錢穆可有博士學位?羅家倫雖然數學分數極低,卻不影響他作為一位歷史與教育學者。反觀各式證書與執照充斥的今天,真正的碩學鴻儒,為何遠在視線焦點之外?當學校的教授跟我說:「學術不就是幾個簡單的理論,鑽研已盡。」我訝異也可悲於他的淺薄,可嘆於過度專業化的訓練,造就思想的貧瘠、人文的斷絕,卻也恰恰是這類人,手握金權、滿目功利的醜陋。


無論如何,也感謝這份工作,讓我對人生的下一步,謹慎也自信許多。至少,我明白不合性情的不碰,即便喜愛文字,但如同周作人所說,文士這個職業本是資本主義的私生子──為保有文字的自主,最好讓它成為興趣,而非溫飽之源。或許最糟的情況,是用基本的勞動求取溫飽,來換取一點性靈上的自由罷了。



※ Neon,「出口」,2007 (歌詞)& Neil Young, "Le Noise," 2010. (lyrics)
這是最近一直在聽、一舊一新的兩張專輯。Neon 也算昇哥的子弟兵,還記得昇哥說過主唱 Jun 的氣勢過於銳利,希望她唱歌溫柔一點,某程度也反應出不同文化之間的涵養。但那種尖削的憤怒,現在看來卻是可貴。這個樂團聚集了四方來的人──馬來西亞的主唱 Jun,以色列的吉他手 Tomer,新加坡的鼓手王永,和台灣貝斯手的小單。Jun 和 Tomer 為了愛情、為了母國在宗教上無法允許的婚姻,輾轉來到台灣,結婚、生子,在台大附近開起中東餐廳,時常看到夫妻倆帶著小朋友在校園內散步。王永也在附近巷弄開了間「搖滾咖哩」,可惜甚具特色的南洋風味,後來不做了。這張專輯,讓人感動於面對生活出口的渴望。歌詞直白,情感確有種快麗的灑脫。

至於揚老伯的新專輯,更是好好聽過一次,就會打從心底動容。上一張 "Fork in the Road",惡搞得讓大家摸不清頭緒。但在這張最新專輯中,揚老伯又回來了,以蕭索的電音吉他和實在的旋律,哼唱著信念。歌聲裡所帶出歲月流淌裡的堅持和寬容,兩種看似並行相悖的理念,縹緲地交織在一起,是本年度我心目中的最佳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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