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記] 社會主義失敗了。而今資本主義也破產。下一位？（Hobsbawm & Tawney）
感謝瓦礫的翻譯。Hobsbawm 這篇發表在衛報的短文，簡潔地觀察了英國在這次金融風暴中的狀況，並在政策的歷史與走向上，給予建議。其中「然而不只是與過去三十年的經濟與道德假想稍大的斷裂，一個進步的政策需要的更多。它需要關於經濟成長及其帶來的富足是工具而非目的的信念回歸。目的應該是它對人們生命、生命機運與希望所做的那些。」這一段話，讓我想起最近閱讀的一位學者，正巧他也是工黨歷史中重要的人物。
托尼（R. H. Tawney，1880-1962），英國著名的經濟學家、歷史學家、社會批評家、教育家。曾先後任教於格拉斯哥大學、牛津大學，並擔任倫敦大學經濟史教授。代表作有《16世紀的土地問題》（1912）、《貪婪的社會》（1920）、《宗教與資本主義的興起》（1926）、《中國的土地和勞工》（1932）等。此外，托尼也是一名積極的社會—政治活動家和改革家，他服務於不少公共教育團體並長期擔任英國政府的經濟顧問。50多年持續的社會實踐及其思想和人格，為他贏得了極大的聲望和尊敬。（以上改寫自網路簡介）
《宗教與資本主義的興起》一書是與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對話，只是Tawney 更著重外在歷史條件的情境與變化。在描述了歐洲與英國如何從中世紀以基督教信仰為主的一個有機體社會：基督教幾乎滲入生活的各個環節，特別是在社會不公、救濟與道德的譴責批判上（宗教法庭的權力），轉變至現代宗教與經濟行為（書中特別著重高利貸的辯詰）相互的平行無涉。有機體被瓦解了，中產階級開始出現、茁壯，商業貿易與農業土地之間的保護（為了羊毛製品的產量所出現的圈地運動，造成許多人口流失），尖銳對立，宗教幾乎完全從世俗的政治與經濟行為理論的討論中退開，並且在教義上，從對道德的堅持與對資本家放貸圖利的指責，到清教徒將商業行為轉化為榮耀上帝的工具與條件之一。當然，清教徒在敵視、破壞了腐敗教會組織的戒律之外，也著重在自身戒律的建立上，但是以信仰作為地上烏托邦的內在驅力，像喀爾文教派在比利時所作、以集體主義的方式表現出來，就是可怕的高壓恐怖統治的傾向。此外，清教徒過於強調個人與上帝之間的聯繫，排除了對社會的憐憫 ，加上對貧窮的譴責（將之視為懶惰的、不道德的），最終強化了個人主義的誕生。
第一段的引文，正是 Tawney 在此書結論所強調的。即便整本書敘述了一場歷史偶然的、勢不可擋的資本主義發展，但 Tawney 正想避免遺忘，宗教裡的道德信念曾經在人們生活中的位置。雖然 Tawney 批評教會人士的論述能力停留在中古世紀，徒有道德熱情、卻沒有更堅實的知識基礎：「光明之子用道德憤怒間歇性的發作把經濟事業每一次新的勝利貶斥為又一種貪慾的計謀，這種發作使他們無法完成自己的鬥爭，因為這種鬥爭需要冷靜的頭腦，又需要堅強的心靈。他們拒絕根據新的事實修改舊的規則，這使他們面對反攻無能為力，他們的整個哲學體系（包括真理和幻想）都在這種反攻中被推翻。他們看不起知識，於是知識就把他們摧毀。」（170）
Tawney 本人是基督徒，所以我將他在結論的陳述，理解為堅持某些宗教原則的底線（或者更可說是某種普世價值的堅持）：「它的修行是一種努力，雖說在實踐中往往是腐敗的、無用的，但在思想上並不卑賤，這種努力是為了使基督教的美德融入散亂的個人品行和社會活動之中。」(172)他曾經在《貪婪的社會》一書中說道：「除了無限，任何東西都不可能帶來滿足。」其實這句話如果用另一種角度來解釋，追求無限反而是最有可能達到滿足的一種企圖（想到1968年很流行的口號："Be Realistic. Demand the Impossible"）。而在 Tawney 畢生關注的經濟倫理學的範疇裡，所謂的「無限」意指道德、上帝以及其他良善的正面價值。（他關注近代經濟與社會結構的改變，同時試圖在現代性與基督教的價值中間，取得轉化衡平）
正因為對精神上原則的守護與要求，才使得物質生活有其意義、並最終獲得完滿，這也是他身為工黨活躍人士卻始終不接受 Marxism 的原因：因為Marxism只關注物質條件的滿足與改善，
倒果為因，以為物質滿足了、人的生活也將趨於美好，卻把身而為人的基本標準與潛能要求給降低了。
作為工黨曾經重要的思想家與實踐者，這套信念的傳承與強調也就不意外了。（或者也可說是每個思想家與道德家基本的反省原則吧）
◆◆◆
社會主義失敗了。而今資本主義也破產。下一位？
◎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
原載於衛報(The Guardian)，2009年4月10日星期五
原標題為 Socialism has failed. Now capitalism is bankrupt. So what comes next?
二十世紀已離我們遠去，但我們尚未知曉如何活在二十一世紀，或至少用一種適合它的方式思考。那應該不像看起來這麼難，因為在上世紀主宰經濟與政治的基本理念，早已清楚地從歷史的水道排出。這便是用以思考現代工業經濟或任何一種經濟時，兩個彼此互斥的用語：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
我們親身經歷了企圖以純粹形式將之實現的兩種實踐嘗試：蘇維埃式的中央國家計畫經濟，和徹底非限制與非控制性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經濟。前者在1980年代崩潰，也拖垮了諸多歐洲共產主義政治體系。後者於1930年代以來最大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中在我們眼前垮台。某些方面而言它比30年代的危機更巨大，因為當時經濟的全球化並沒有今天的進展，它也不曾影響到蘇維埃聯邦的計劃經濟。我們還不知道當下世界危機的後果會有多嚴重和持續多久，但這些後果確實標誌著從瑪格莉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與雷根(Reagan)總統以降，多年來掌控這世界及其中諸多政府的那種自由市場資本主義。
無力感因而面對著那些多少信仰一個純粹、無國界的市場資本主義，一種國際性布爾喬亞無政府主義的人們，與信仰一個不受尋求私有利益所污染的計劃性社會主義的人們。兩者都已破產。未來，就像現在與過去，屬於公有和私有彼此糾結而成的某種混合經濟。怎麼混合？這是今天每個人的，而特別是左傾人們的問題。
沒人認真想著蘇維埃式社會主義體系的回歸——不只因為其政治上的錯誤，也因其經濟中增長的遲滯與無效率——，儘管這不應引導我們低估其令人印象深刻的社會與教育成就。另一方面，直到去年全球自由市場的內爆為止，就算社會民主主義者或其他北方與紐澳等資本主義富國裡謹慎的左派政黨，也都逐漸認同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成功。的確，在蘇維埃聯邦的消滅和當下之間我想不出哪個政黨或領袖譴責資本主義為不可接受。也沒有誰比新工黨(New Labour)更與之認同。湯尼布萊爾(Tony Blair)（直到2008年10月）和高登布朗(Gordon Brown)，由其經濟政策，可說是穿著長褲的柴契爾而毫不誇張。美國民主黨亦然。
從1950年代以來的基本工黨理念是社會主義並非必須，因為我們可依靠一個資本主義體系而致繁榮並生產比其他體系更多的財富。社會主義者所要做的是保證其中的公平分配。然而自從1970年代以來全球化的加速潮湧使之愈加困難，並對傳統上工黨乃至任何社會民主政黨的支持與政策基礎造成致命的危害。在1980年代許多人皆認為若要工黨這艘船不致沉沒，就必須加以整修。
但我們並未予其整修。在其視為柴契爾主義經濟復甦的衝擊之下，1997以來的新工黨囫圇吞下全球自由市場基本教義的意識形態，或說神學。英國將市場去管制化，將其工業販售給出價最高者，停止出口製造（不像德國、法國和瑞士）並將金錢投置於成為全球金融服務中心，亦即兆萬富翁的洗錢天堂。這就是為什麼世界危機對英鎊和今日英國經濟的衝擊比起其他所有主要西方經濟體都更具災難性——而完全的復元也可能更加困難。
你或許會說那些都結束了。我們隨時都可以回到混合經濟。工黨的老工具箱又能出山——全部回歸國有——，我們只需再次使用這些工具，其實工黨本來就不該把它拋開。但這意味著我們知道該拿它們怎麼辦。並非如此。就一方面而言，我們不知道如何克服當下的危機。世界上沒有哪個政府、中央銀行或國際金融組織知道：它們全像是用各種棒子敲打牆壁希望藉此走出迷宮的瞎子。另一方面，我們低估了諸多政府和決策者，對於幾十年來樂於仰仗自由市場鼻息的癮頭還有多深。我們果真拋開了私有營利企業永遠因其效率而成為更佳行事準則的假想嗎？或哪怕是公共服務、教育與研究等也該以商業組織與會計體制模型為尚？又或極富者與其他人之間增長的鴻溝沒那麼重要，只要其他人（小部份窮人除外）都活的更好了一點點？又或國家在任何狀況下所需要的都是最大經濟增長和商業競爭力？我並不覺得如此。
然而不只是與過去三十年的經濟與道德假想稍大的斷裂，一個進步的政策需要的更多。它需要關於經濟成長及其帶來的富足是工具而非目的的信念回歸。目的應該是它對人們生命、生命機運與希望所做的那些。看看倫敦。固然倫敦的經濟繁榮對我們都有意義。但在首都收成的巨大財富，其課題不應是它貢獻了全英國20-30%的GDP，而是它如何影響數百萬生活與工作於其中的人們。我們提供他們怎樣的生活？他們能否負擔在此生活？如果不能，倫敦成為極富者天堂並不能與此互補。他們能否在工作中獲得足夠酬勞或至少獲得工作？如果不能，就別再吹噓那些米其林星級餐廳和它們誇張做作的主廚。又或孩子們的教育？不及格的學校並不能以倫敦的大學有辦法組織一支諾貝爾得主足球隊的事實來抵銷。
進步政策的課題並非私有而是公共的，不只是提高個人收入與消費，而是透過集體行動來拓展機會與Amartya Sen所稱之「可作為性」(capabilities)。但那意味著，那必須意味著，公共非營利的作為，就算只是重新分配私有積累也好。針對集體社會改進的公共決策讓所有生者都能收成。那即是進步政策的基底——而非經濟成長和個人收入的最大化。這在本世紀我們面對的最大問題——環境危機——裡最為重要。無論我們對其賦予何種意識形標記，它都意味著離開自由市場而朝向公共行動的巨大轉向，一個英國政府有史以來所面對的最巨大轉向。而，在經濟危機之前，或許也會是個快速的轉向。時間並不與我們同在。
※艾瑞克霍布斯邦最近著作為《論帝國：美國、戰爭與全球霸權》(On Empire: America, War, and Global Supremacy)
托尼（R. H. Tawney，1880-1962），英國著名的經濟學家、歷史學家、社會批評家、教育家。曾先後任教於格拉斯哥大學、牛津大學，並擔任倫敦大學經濟史教授。代表作有《16世紀的土地問題》（1912）、《貪婪的社會》（1920）、《宗教與資本主義的興起》（1926）、《中國的土地和勞工》（1932）等。此外，托尼也是一名積極的社會—政治活動家和改革家，他服務於不少公共教育團體並長期擔任英國政府的經濟顧問。50多年持續的社會實踐及其思想和人格，為他贏得了極大的聲望和尊敬。（以上改寫自網路簡介）
《宗教與資本主義的興起》一書是與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對話，只是Tawney 更著重外在歷史條件的情境與變化。在描述了歐洲與英國如何從中世紀以基督教信仰為主的一個有機體社會：基督教幾乎滲入生活的各個環節，特別是在社會不公、救濟與道德的譴責批判上（宗教法庭的權力），轉變至現代宗教與經濟行為（書中特別著重高利貸的辯詰）相互的平行無涉。有機體被瓦解了，中產階級開始出現、茁壯，商業貿易與農業土地之間的保護（為了羊毛製品的產量所出現的圈地運動，造成許多人口流失），尖銳對立，宗教幾乎完全從世俗的政治與經濟行為理論的討論中退開，並且在教義上，從對道德的堅持與對資本家放貸圖利的指責，到清教徒將商業行為轉化為榮耀上帝的工具與條件之一。當然，清教徒在敵視、破壞了腐敗教會組織的戒律之外，也著重在自身戒律的建立上，但是以信仰作為地上烏托邦的內在驅力，像喀爾文教派在比利時所作、以集體主義的方式表現出來，就是可怕的高壓恐怖統治的傾向。此外，清教徒過於強調個人與上帝之間的聯繫，排除了對社會的憐憫 ，加上對貧窮的譴責（將之視為懶惰的、不道德的），最終強化了個人主義的誕生。
第一段的引文，正是 Tawney 在此書結論所強調的。即便整本書敘述了一場歷史偶然的、勢不可擋的資本主義發展，但 Tawney 正想避免遺忘，宗教裡的道德信念曾經在人們生活中的位置。雖然 Tawney 批評教會人士的論述能力停留在中古世紀，徒有道德熱情、卻沒有更堅實的知識基礎：「光明之子用道德憤怒間歇性的發作把經濟事業每一次新的勝利貶斥為又一種貪慾的計謀，這種發作使他們無法完成自己的鬥爭，因為這種鬥爭需要冷靜的頭腦，又需要堅強的心靈。他們拒絕根據新的事實修改舊的規則，這使他們面對反攻無能為力，他們的整個哲學體系（包括真理和幻想）都在這種反攻中被推翻。他們看不起知識，於是知識就把他們摧毀。」（170）
Tawney 本人是基督徒，所以我將他在結論的陳述，理解為堅持某些宗教原則的底線（或者更可說是某種普世價值的堅持）：「它的修行是一種努力，雖說在實踐中往往是腐敗的、無用的，但在思想上並不卑賤，這種努力是為了使基督教的美德融入散亂的個人品行和社會活動之中。」(172)他曾經在《貪婪的社會》一書中說道：「除了無限，任何東西都不可能帶來滿足。」其實這句話如果用另一種角度來解釋，追求無限反而是最有可能達到滿足的一種企圖（想到1968年很流行的口號："Be Realistic. Demand the Impossible"）。而在 Tawney 畢生關注的經濟倫理學的範疇裡，所謂的「無限」意指道德、上帝以及其他良善的正面價值。（他關注近代經濟與社會結構的改變，同時試圖在現代性與基督教的價值中間，取得轉化衡平）
正因為對精神上原則的守護與要求，才使得物質生活有其意義、並最終獲得完滿，這也是他身為工黨活躍人士卻始終不接受 Marxism 的原因：因為Marxism只關注物質條件的滿足與改善，
倒果為因，以為物質滿足了、人的生活也將趨於美好，卻把身而為人的基本標準與潛能要求給降低了。
作為工黨曾經重要的思想家與實踐者，這套信念的傳承與強調也就不意外了。（或者也可說是每個思想家與道德家基本的反省原則吧）
◆◆◆
社會主義失敗了。而今資本主義也破產。下一位？
◎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
原載於衛報(The Guardian)，2009年4月10日星期五
原標題為 Socialism has failed. Now capitalism is bankrupt. So what comes next?
二十世紀已離我們遠去，但我們尚未知曉如何活在二十一世紀，或至少用一種適合它的方式思考。那應該不像看起來這麼難，因為在上世紀主宰經濟與政治的基本理念，早已清楚地從歷史的水道排出。這便是用以思考現代工業經濟或任何一種經濟時，兩個彼此互斥的用語：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
我們親身經歷了企圖以純粹形式將之實現的兩種實踐嘗試：蘇維埃式的中央國家計畫經濟，和徹底非限制與非控制性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經濟。前者在1980年代崩潰，也拖垮了諸多歐洲共產主義政治體系。後者於1930年代以來最大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中在我們眼前垮台。某些方面而言它比30年代的危機更巨大，因為當時經濟的全球化並沒有今天的進展，它也不曾影響到蘇維埃聯邦的計劃經濟。我們還不知道當下世界危機的後果會有多嚴重和持續多久，但這些後果確實標誌著從瑪格莉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與雷根(Reagan)總統以降，多年來掌控這世界及其中諸多政府的那種自由市場資本主義。
無力感因而面對著那些多少信仰一個純粹、無國界的市場資本主義，一種國際性布爾喬亞無政府主義的人們，與信仰一個不受尋求私有利益所污染的計劃性社會主義的人們。兩者都已破產。未來，就像現在與過去，屬於公有和私有彼此糾結而成的某種混合經濟。怎麼混合？這是今天每個人的，而特別是左傾人們的問題。
沒人認真想著蘇維埃式社會主義體系的回歸——不只因為其政治上的錯誤，也因其經濟中增長的遲滯與無效率——，儘管這不應引導我們低估其令人印象深刻的社會與教育成就。另一方面，直到去年全球自由市場的內爆為止，就算社會民主主義者或其他北方與紐澳等資本主義富國裡謹慎的左派政黨，也都逐漸認同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成功。的確，在蘇維埃聯邦的消滅和當下之間我想不出哪個政黨或領袖譴責資本主義為不可接受。也沒有誰比新工黨(New Labour)更與之認同。湯尼布萊爾(Tony Blair)（直到2008年10月）和高登布朗(Gordon Brown)，由其經濟政策，可說是穿著長褲的柴契爾而毫不誇張。美國民主黨亦然。
從1950年代以來的基本工黨理念是社會主義並非必須，因為我們可依靠一個資本主義體系而致繁榮並生產比其他體系更多的財富。社會主義者所要做的是保證其中的公平分配。然而自從1970年代以來全球化的加速潮湧使之愈加困難，並對傳統上工黨乃至任何社會民主政黨的支持與政策基礎造成致命的危害。在1980年代許多人皆認為若要工黨這艘船不致沉沒，就必須加以整修。
但我們並未予其整修。在其視為柴契爾主義經濟復甦的衝擊之下，1997以來的新工黨囫圇吞下全球自由市場基本教義的意識形態，或說神學。英國將市場去管制化，將其工業販售給出價最高者，停止出口製造（不像德國、法國和瑞士）並將金錢投置於成為全球金融服務中心，亦即兆萬富翁的洗錢天堂。這就是為什麼世界危機對英鎊和今日英國經濟的衝擊比起其他所有主要西方經濟體都更具災難性——而完全的復元也可能更加困難。
你或許會說那些都結束了。我們隨時都可以回到混合經濟。工黨的老工具箱又能出山——全部回歸國有——，我們只需再次使用這些工具，其實工黨本來就不該把它拋開。但這意味著我們知道該拿它們怎麼辦。並非如此。就一方面而言，我們不知道如何克服當下的危機。世界上沒有哪個政府、中央銀行或國際金融組織知道：它們全像是用各種棒子敲打牆壁希望藉此走出迷宮的瞎子。另一方面，我們低估了諸多政府和決策者，對於幾十年來樂於仰仗自由市場鼻息的癮頭還有多深。我們果真拋開了私有營利企業永遠因其效率而成為更佳行事準則的假想嗎？或哪怕是公共服務、教育與研究等也該以商業組織與會計體制模型為尚？又或極富者與其他人之間增長的鴻溝沒那麼重要，只要其他人（小部份窮人除外）都活的更好了一點點？又或國家在任何狀況下所需要的都是最大經濟增長和商業競爭力？我並不覺得如此。
然而不只是與過去三十年的經濟與道德假想稍大的斷裂，一個進步的政策需要的更多。它需要關於經濟成長及其帶來的富足是工具而非目的的信念回歸。目的應該是它對人們生命、生命機運與希望所做的那些。看看倫敦。固然倫敦的經濟繁榮對我們都有意義。但在首都收成的巨大財富，其課題不應是它貢獻了全英國20-30%的GDP，而是它如何影響數百萬生活與工作於其中的人們。我們提供他們怎樣的生活？他們能否負擔在此生活？如果不能，倫敦成為極富者天堂並不能與此互補。他們能否在工作中獲得足夠酬勞或至少獲得工作？如果不能，就別再吹噓那些米其林星級餐廳和它們誇張做作的主廚。又或孩子們的教育？不及格的學校並不能以倫敦的大學有辦法組織一支諾貝爾得主足球隊的事實來抵銷。
進步政策的課題並非私有而是公共的，不只是提高個人收入與消費，而是透過集體行動來拓展機會與Amartya Sen所稱之「可作為性」(capabilities)。但那意味著，那必須意味著，公共非營利的作為，就算只是重新分配私有積累也好。針對集體社會改進的公共決策讓所有生者都能收成。那即是進步政策的基底——而非經濟成長和個人收入的最大化。這在本世紀我們面對的最大問題——環境危機——裡最為重要。無論我們對其賦予何種意識形標記，它都意味著離開自由市場而朝向公共行動的巨大轉向，一個英國政府有史以來所面對的最巨大轉向。而，在經濟危機之前，或許也會是個快速的轉向。時間並不與我們同在。
※艾瑞克霍布斯邦最近著作為《論帝國：美國、戰爭與全球霸權》(On Empire: America, War, and Global Supre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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